6月10日，我作為嘉賓到江西農業大學參加共大精神學術研討會，并作了《共大精神論》的發言。

“所惜光陰快似飛”。今年是我退休的第13個年頭，離開共大也整整50年了，怎么離開共大還研究共大呢？這源于心中未解的共大情結。

共大是我人生職場的第一站。1970年7月，我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到江西樂安，經過15個月的軍墾生活后，于次年11月，分配到江西共大總校。那時文革正酣，在南昌的高校或撤或并或下遷，只剩下江西藥科學校和位于市郊的共大總校，能分配到總校就算是幸運的，多數同學都分配中學教書去了。

當時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剛開過不久，會議的重要精神是所謂的“兩個基本估計”，即：“新中國成立后17年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” ，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“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”；唯獨江西共大因有毛主席的《七·三0指示》而“紅線照耀”。我從上海復旦到江西共大，仿佛從“白區”進入“蘇區”，能在毛主席高度贊揚的學校工作，感到榮幸。和我一同分到總校的省外高校32位同學都是這種心情。

經過幾天的集中學習，我被分配到校革委會宣傳組工作。適逢學校召開黨代會，我作為工作人員參與服務。春節過后返校，春季招生開始，學校派我當招生組副組長到省招生辦（當時還是臨時機構）報到。招生結束，被省招辦留下寫招生總結、借用，一年后調入省教育廳。

我雖然在共大總校工作時間很短，但心中的共大情卻幾十年未了，個中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：一是我從事邵式平研究是從共大起步的；二是職業習慣使然。

在共大總校期間，我曾跟隨邱朝東同志調整、充實、提高共大校史館陳展工作，對共大歷史有所了解。在此期間，我看到一本《邵式平同志關于創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指示的講話》（內部資料），約七、八萬字，還有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關于共大的講話。大開眼界，非常高興，于是手抄成冊，保留至今。

邵式平是我從小就景仰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，新中國成立后，江西省首位也是終身省長，是共大主要創始人。我從學習邵式平的共大辦學論述，到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及生平和事業，慢慢地收集、整理他的著作，先后出版《邵式平教育文選》《邵式平詩詞選》《邵式平書信集》，最后撰寫《邵式平傳》（與李希文合著），內有“創辦共大”專章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又陸續發表過《邵式平與共產主義勞動大學》《教育省長邵式平》等專論文章。在邵式平誕辰100年、110年、120年之際，我寫過《邵式平的公仆情懷》、《英風一世》等紀念性文章，其中多涉及共大。幾十年來，邵式平的生平與事業成為我從事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。

從共大總校到省教育廳，從高教處干事、副處長到副廳長前后16年，我一直聯系、服務共大。除日常工作外，抓共大工作最多是在粉碎“四人幫”前后的幾年。

1974年12月，全國農林院校教育革命經驗交流會在遼寧省朝陽農學院召開，會上推出“朝農經驗”，影射江西共大“把革命成果丟掉了”。他們拋出“白卷英雄”張鐵生。張鐵生“頭上長角，身上帶刺”，誣蔑共大是“燈下黑”等。

“朝農學共大，共大怎么辦？”江西從省委、省政府到省教育廳、共大總校與各分校，大家不服氣，憋著一股勁，上上下下加強和改進共大工作，包括領導管理、研究、宣傳等。每年七月三十日都舉行大型學習、組織活動，高舉毛主席《七·三0指示》旗幟，深入斗、批、改。我所在的高教處是業務主管處，我們經常和總校分校辦公室的同志深入南城、云山、進賢、橫峰、高安、永修等分校，調查研究，總結經驗，推出典型，在省內外報刊加大宣傳力度。我和總校陶茂、黃慶來、吳國華等有過不少合作。

1975年春，省教育廳在南城分校舉辦全省共大分校負責人學習班，省領導黃知真到會講話，提出“學朝農，邁大步”，把共大辦的更好。還組織全省高校主要負責人到南城分校參觀學習。針對朝農拋出“長角帶刺”的張鐵生，我們則精心推出“誓叫荒山萬木春”的南城共大林學專業畢業生丁玉俚，提倡無私奉獻的“老黃牛”精神。辦這個學習班，李忠云處長帶著我與總校黃慶來、劉學經等，從會前的策劃、調研到準備材料，全程參與。7月5日晚，我奉命帶著南城學習班的4份文稿，乘飛機到北京，教育部《教育革命通訊》副主編敢峰同志騎自行車到機場航班巴士停靠站接我，拿了稿子連夜發排，并趕寫第六期評論《把共大戰旗舉得更高》，第二天還拿著清樣征求我的意見。在教育部刊物上，一期發江西共大4篇文章及評論，這還是頭一回。

1976年春節剛過，人民教育出版社便派出祖振銓、蘇壽桐等4位資深編輯來贛，組織編輯出版《共產主義教育的幼芽》一書。同期，上海人出版社出版《紅日照征程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《把共大戰旗興得更高》等專著。一時間省內外出現宣傳共大的熱潮。身臨其境，我們高教處和總校參與其事的同志無不陶陶然，樂在其中。

每年的七、八月間，南昌天氣炎熱，省里連續幾年召開共大會議，舉行紀念《七·三0指示》活動，“戰高溫”，抓籌備，大家兢兢業業。1976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，我閉門在家趕寫領導講話稿，那時家中尚無空調、電風扇，手搖扇又無濟于事，實在酷熱難耐，我就在桌子底下放一盆冷水，雙腳放在水中，桌上則放一塊濕毛巾，邊寫邊擦汗，整整苦熬一下午。好在那時年青，為共大效力，總是志勃勃，氣昂昂，不叫苦，不覺累。

“四人幫”粉碎后，撥亂反正，共大開始了新征程。我滿心喜悅，在八小時之外，僅1977年一年就寫了7篇文章，包括《從張鐵生攻擊共大的黑信看“四人幫”篡黨奪權陰謀》《無限風光在險峰——記南城共大分校與“四人幫”斗爭的事跡》《江西共大進一步鞏固發展》《抓綱治校，為普及大寨縣作出新貢獻》等。

然而，世事難料。就在人們對共大發展前景充滿憧憬時，1980年，江西共大更名改制，從半工半讀、社來社去的共大改為全日制、包分配的農大。曾經轟轟烈烈、譽滿中外的共大事業從此偃旗息鼓。一時間，我在思想上不理解，在感情上難接受，1983年春節期間，我閉門造車撰寫了《恢復和發展共大芻議》，發在江西師范學院《高師教育與管理》上，結果當然是人微言輕，不自量力。1988年，我已調省社聯，在共大創辦30周年之際，省教育學會在原云山共大舉辦共大辦學理論研討會。我省著名教育史專家李才棟以《共大三十年祭》作主旨發言，我則提交《邵式平的共大辦學思想和實踐》一文。次年，又寫了《共大悲劇探源》，認為共大是“在倒洗澡水時連小孩一起倒掉了”，教訓極為深刻。我從指導思想上“左”的影響，教育法規不健全，領導決策民主化程度低，缺乏理論指導等方面，作了一些分析。

共大作為一所規模宏大，影響深遠的農業職業技術學校，已經不存在了，但作為一份珍貴的教育遺產和一代人難忘的教育記憶，我“心中藏之，何日忘之”。2004年，我在《江西教育》上發表《20世紀中葉江西的一次教育創新》高度評價共大。2009年，又為江西省普通高中地方課程通用教材《人杰地靈話創新》撰寫課文《共大，全新的職業教育模式》，再次為共大發聲。2013年，我已退休4年了，仍心心念念，寫了《我與共大》一文，旨在回憶當年研學邵式平共大思想，總結共大辦學經驗，感嘆共大歷史命運。文章發表在《當代江西史研究》第1期，一吐衷腸。

建黨百年時，省委黨史研究室隆重推出《中國共產黨100年江西簡史》。書中提到，紅色基因在歷史中凝鑄，紅色血脈在奮斗中賡續。革命戰爭年代，中共領導人民在江西土地上孕育形成了井岡山精神、蘇區精神、長征精神、安源精神、八一精神和方志敏精神等；在建設時期，贛鄱大地鑄就了血防精神、共大精神、九八抗洪精神等。為此，省委黨史研究室與江西農業大學聯合舉辦共大精神學術研討會，熱忱邀請我出席。與會者50余人，提交論文40余篇，經過一天的研討，對共大精神的核心內容，時代價值等諸多問題取得了共識。對此，我感到欣慰。

“一夢依稀五十年，悠悠往事未如煙。”會前，組織者安排代表們參觀校史館。當年，我們青春勃發來到總校，如今白頭尋舊地，一枝一葉總關情，激情難抑，賦詩二首：

五十年前此地，三十二人齊集。

今日重來白首，當年陳跡難覓。

村莊拆遷已畢，隧道貫通在即。

共大精神常在，紅土圣地雄奇。

2022年6月12日

作者：李國強 （共大校友、原科技廳廳長）